线纱手套、口罩、棉皮鞋、绝缘鞋、大棉袄……劳防用品全方位呵护守卫着劳动者的健康，而在商品匮乏的年代，企业发到职工手中的工作服、工作帽等劳防用品还成了“幸福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穿上工装上街逛一圈，戴顶炼钢工人的白色鸭舌帽到照相馆里“咔嚓”一张……也成了城市青年的时尚。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工人老大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为大众羡慕追求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队里管仓库的小曹叫我去领劳防用品。

　　劳防用品是人们对“劳动防护用品”的简称，能拥有劳防用品的，多是工人。虽说是上山下乡到了广阔天地，户口迁出了上海这个大都市，因落脚国营农场，就算是职工；又因分在农场后勤的深井队，不种田，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农业工人了。

　　我这个机修工在队里还烧电焊，劳防用品就对口上电焊工；现在想来，大概是没有对应机修工的劳防用品。小曹让我在卡上签字，我领到了一套帆布工作衣裤、一顶工作帽、一副长及手腕的手套、两块鞋盖、一双大头皮鞋。这些用品一年发一次。

　　此外，全队不管什么工种，每人每月一块我们叫“咸肥皂”的固本肥皂；其实又没人吃过。肥皂是做好生活，洗手用的。有时，手上的机油用肥皂洗不干净，要先用泥沙擦，再用肥皂。泥沙不是劳防用品，就是找泥容易，寻沙较难。

　　头包湿毛巾身披湿麻袋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不少行业的工人，在劳动中少有和没有劳动防护用品。如：建材、机电、清除粪便及垃圾、粪便水上运输的；包括多少人羡慕的、漂洋过海、周游世界的海员。不要说工人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甚至是从事危及生命工作的也没有。那时，城市的垃圾和粪便都从水路运出，但进行水上运输的工人却没有救生衣。

　　较为典型的是炼钢工人抢修高炉，没有具有耐火、绝高温、隔热、绝缘等作用的石棉工作服，而是头包湿毛巾、身裹水浇湿淋透的麻袋片，轮流冲进高炉。新中国成立后，炼钢工人不但有了石棉工作服、帽子、墨镜等，还有了专门的工间休息场所。我见过《人民画报》记者1960年在上海拍的照片《休息室里的钢铁工人》，室内还贴着两条标语：“保持冷气休息室公共环境卫生”“什物请勿放在休息室内”。从中，看得出工人们的珍惜。

　　再看过去的电镀工。电镀就是在金属表面镀上一金属或合金薄层，作用是防止锈蚀氧化，提高金属的耐磨、抗腐蚀等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美观。电镀上去的那层白亮的金属，上海人称它“克罗米”。盛夏工作热，电镀工人就穿拖鞋。就像我夏天烧电焊，怕热也穿拖鞋；为防烫伤，就在鞋上盖上帆布鞋盖；按理说是违规的。可电镀工人穿拖鞋的双脚浸在废水里，那水中却含毒。

　　那时，有的企业也发些简单的劳防用品；纺织女工发顶工作帽、搬运工人发副垫肩和腰带等。清道工与垃圾清运工人，发棉衣和防雨的棕蓑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清道工人和黄包车夫、三轮车工人劳动时穿的马夹“号衣”，上面有着醒目的号码。清道工的“号衣”，华界最早出现是在1918年，衣前缀有圆形白布印填文字。到1925年，公共租界主要道路上的清道工也穿了红马夹。

　　我在农场时，我们队的技术指导是上海自来水公司的退休工人沈师傅和朱师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拉过一阵黄包车。他们说，这“号衣”不能算劳防用品。因为在他们的劳动中，起不到任何的防护作用。

　　那时的上海，也有发劳防用品的工种，如：发油布雨披、搭肩布、皮手套和太阳镜等。因为有的工作，离开这些劳防用品就没法做。烧电焊不能没有面罩，我们叫它“不要脸”。这个称呼的由来是烧电焊遮住了整张脸，包括头颈；不仅不要脸，也不要了头颈。

　　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没啥市场，因而劳防用品没形成一个行业。一方面是分散在五金、橡胶制品、旗篷、皮件和眼镜等商店里兼营；另一方面是由小工厂和手工业作坊自产自销。　　白饭单白帽子蓝布背带裤

　　说起白饭单白帽子、蓝布背带裤；你就会想起上海产业工人的形象。在20世纪，经过人民广场的国庆游行队伍里，你见白饭单白帽子的女工方阵过来，就知道这是纺织工人的队伍。直到我2001年借调在市委宣传部时，部里搞活动，隔壁宣传处准备的节目是时装表演，穿的就是借来的纺织女工的白饭单和白帽子。

　　一天，堂兄拿来女朋友、也就是我后来堂嫂的照片：戴白帽子、系白饭单，饭单上印着厂名。这照片是她穿好这身行头，特地到照相馆里拍的。我那堂兄是教师，却戴了顶炼钢工人的白色鸭舌帽，也跑到照相馆里“咔嚓”一张。白饭单白帽子，不仅是行业的标志和大工业的一个符号，也成了城市青年的时尚。毋庸讳言，这是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心工人的劳动防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加强劳动保护”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1956年5月，国务院通过《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和《建筑安全技术规程》，对劳防用品的发放作了具体规定。

　　我们来看那时的几幅画面：1951年，上海纺织业的国营企业开始按时给工人发放饭单、工作帽、袖套和口罩。1952年，建材业的砖瓦厂为采土、制坯和码坯工人等发放劳防用品。1955年，海运局对水手增发保险带和皮手套，机舱人员增发纱手套和空气防毒面具等。1957年，环卫系统按不同工种发劳防用品，建筑业发给现场施工人员工作服、工作鞋、雨具和手套。1963年，粮食业发磨粉工、碾米工、榨油工及粮仓熏蒸员工作服，发蒸炒工、补麻袋工围裙和袖套。国营农场按职工总人数平均0.19米标准，把劳防用品用布发给农牧业单位的农机职工及食堂人员……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的劳防用品发放是好事做好：一是环卫、仪表电讯、粮食、农垦和机电等行业都相继制定了劳防用品的发放原则、范围和标准、使用年限、供应渠道、管理方法的统一规定，并规定了每年的支出费用，发放和使用期限的制度，以及人均年控制额。由于有章可循，为劳防用品的发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法和网络。

　　二是注重缩小城乡差别。1973年，上海农垦系统国营农场的劳动防护用品，参照市区同类型工厂标准执行。从翌年开始，17个国营农场的劳防用品按市劳动局《上海国营农场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汇编》执行；使国营农场的劳防用品纳入了市劳防用品的计划和供应渠道。同在70年代的1978年，《上海市各县所属粮油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和管理试行办法》实行，其中规定：郊县粮油企业职工执行与市、区属粮油企业职工同样的防护用品发放标准；对他们的营养菜标准，也是城乡一视同仁。

　　三是劳防用品使用周期缩短，品种增加，质量提高。1975年，农垦系统牛奶公司所属工厂和牧场的4467名工人，他们领取卫生工作服的年限缩短，从原先两年每人发1套改为每年1套。同时，劳防用品发放品种增加，范围扩大和质量提高，以环卫系统为例：该系统发放劳防用品的主要工种为清道、垃圾清运、粪便清运、厕所保洁、垃圾驳船和粪便驳船等。从1965年到1987年，发放的劳防用品发生较大变化。品种增加最多的是粪便驳船工，从6种增至13种；从原有的草帽、棉手套发展到，帽有工作帽和太阳帽，手套有棉手套、涂胶手套、皮芯手套和浸塑手套。发放品种最多的是垃圾驳船工，达到了16种。

　　四是抓住重点，讲究人性化。在上世纪70年代，农垦系统着重抓了两个重点：一是农场女职工的“四期”卫生防护。二是农业植保和农药机械喷药人员的防护。女职工的劳防用品，每人增发一双水田袜和塑料冲洗杯。为农业植保和农药机械喷药人员的劳防用品，则配了口罩、人造革背心、塑料套裤和涂塑手套等。

　　劳防用品哪里来

　　偌大个上海，成千上万家工厂企业的劳防用品哪里来？最早是1956年诞生的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信托业务部劳防用品专柜、它与57家劳防用品生产单位和2900多家使用单位建立了购销关系。它的催生婆是自那年起，全市工厂企业均按国家规定发放劳保用品，需求出现了大增幅，于是它应运而生。

　　在上海解放初，劳防用品的经营分散在各专业公司；买电焊面罩上五金公司，要绝缘胶靴鞋到交电公司，需纱线手套去百货公司；这一经营模式是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在恢复阶段的国民经济，劳防用品需求量不大。随着1953年国家“一五”计划的启动，上海一批重点项目的开建以及劳动保护工作的逐步完善，个人防护用品供应工种的逐步扩大和供应品种的逐渐增多；这一切，使得劳防用品需求量增长。就此开始，国营商业参与经营。三年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劳防用品纳入国营商业渠道，但仍分散在各个行业经营。

　　在“大跃进”的1958年，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信托业务部劳防用品专柜变为上海市劳动保护用品商店。在计划经济年代，它除了安排和供应全市的劳防用品，还肩负供应全国，根据商业部的分配计划

　　向各地调拨供应劳防用品。它批发为主，兼营少许零售。它实行划区定点供应，在1959年的全市10区，共设劳防用品商店和专柜14个。

　　由于上海劳防用品生产企业多而具有实力，很快就成为全国劳防用品的主要产地之一。每年，由上海调拨各地的劳防用品销售额3500至4000万元，占全国劳防用品交易会成交总额的35％左右。直至90年代，仍占全国劳保用品交易总供应量的6％左右。

　　在劳防用品发放上，商业部门占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每年由商业部门下达供应工作服及其他防护用品的用布指标，由劳动部门和商业部门与各工厂企业协调分配计划。1961年，劳动部与商业部联合通知：由商业部门负责安排计划分配和组织调拨供应，劳动部门负责审查和平衡各产业部门内的劳防用品的发放标准和制定地区性的统一标准，并对执行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政府管理有力。1957年，国务院就发出《对防护用品的发放和管理进行整顿的通知》，指出发放防护用品是为了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所采取的一种防护性的辅助措施，不是改善生活的福利待遇。企业必须根据不同工种在操作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发给工人防护用品。11月，市劳动局制定《关于工厂企业发放和管理个人防护用品的意见》，纠正一些工厂企业把劳防用品当职工福利，造成发放过宽。到1963年，劳动部颁布《国营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标准（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劳防用品的发放原则并对部分品种发放规定了工种范围和使用期限。1964年，市劳动局也相应制定了《上海市国营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和管理试行办法》和《上海市国营企业职工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范围和标准》，使劳防用品的发放健康有序。1965年，商业部在沪召开第四次全国劳保用品工作会议，上海节约使用劳保用品的做法和经验获得好评和重视。

　　进入70年代，上海郊区各县相继成立劳防用品商店，从而形成市区为主郊区为辅的劳防用品经营网络，供应全市500多万工人的劳防用品。上海劳防用品经营品种从1956年的600多个货号，增加到1962年的1177个货号；年销售额从1958年的1474.23万元到1974年突破亿元大关，达10939.99万元。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劳防用品商店研制开发防微波眼镜、铝箔隔热工作服和多功能防护工作鞋等一批新的劳护用品。同时发展特种劳防用品也有较大发展，并在1989年批准了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定点经营单位104家。到1995年，全市经营劳防用品企业300多家，经营197个品类2000多个货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防用品经营多元化，不再独家经营。劳防用品供需也出现的新问题是：不少工厂对劳防用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提出新要求，而且是越来越高；有企业借发劳防工作服搞变相的高标准福利服装。同时，由于劳防用品退出计划和分配而形成多行业经营，市场一度出现劳防用品品种、质量和价格混乱。面对这些乱象，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由过去的组织货源、计划分配转为加强对劳防用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以保证职工的使用安全。经治理整顿，上海设立了38家劳防用品专业经营店（柜）。

　　1984年，市劳动局和财政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精神，制定了《关于改革本市现行劳动防护用品和保健食品发放制度的意见》；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发放范围和标准。从那以后，随着企业不断扩大自主权，采取了核定年度金额，由企业自主安排，包干使用。

　　阿拉夏天发绿豆

　　“阿拉夏天还发绿豆呃。”酷夏的中午，我在单位食堂喝免费冰冻绿豆汤时，总会想起三十多年前，队里的生产连长对我说的话。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顶替进了长宁环卫系统；夏天，他们发绿豆。他的话语里，洋溢着幸福和自豪。绿豆可是紧俏产品，一直到80年代后期，因我在电视台跑财贸，还帮助单位食堂去弄计划外绿豆。

　　劳动防护，由表及里。既有保护身体，又有以保健与营养为主要内容的体内劳防，以增强劳动者的体质。它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因副食品供应紧张，健康受到影响的工人，自然影响到生产。

　　因工厂的要求，1963年2月，市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温作业、接触有毒物质、从事放射性工作和低温作业工人，制定和实施保健食品及御寒饮料的供应办法和标准。6月，市劳动局、卫生局发《关于供应

　　矽肺、石棉肺患者营养食品的通知》。7月，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从事有毒有害、高温、井下作业工人的食品供应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劳动部、卫生部、商业部和全总等7部门发出联合通知。市人委批示同意市劳动局、卫生局和商业二局等5部门的贯彻《意见》，将上海先已实行的保健食品供应制度和标准略有提高。对待遇高于其他各类作业的沉箱、潜水作业工，维持有关单位自定标准或采取发放一定津贴的办法。

　　这一劳动防护，也可视为一种营养。它基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常年的。譬如，有的工种配给牛奶，对中国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牛奶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比较有档次的营养品。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的牛奶供应仍是限量限对象供应。上海的纺织业自1961年5月起，就对接触毒气的印染、化纤工人发牛奶。在农场时，每天在我们做早操前后，总有一送奶人路过我们住的草棚。骑着辆“老坦克”，一边挂着一个大的铝制奶桶。牛奶是送到河对岸的染化厂。

　　到电视台工作，听说电视塔下发射机房有牛奶喝。1985年采访龙华殡仪馆，那里有一天一瓶的牛奶配给。有意思的是，隔壁装修的房东告诉我：苏北来的油漆工，提出在上油漆期间，每天要吃牛奶。我在电阻厂工作的同学，也发牛奶；喝在嘴里，还是担心十补九不足。　　常年的营养品，还有营养菜，食堂有专门窗口供应。有的企业则是折合现金发食堂菜票，即代价券。市粮食局对接触黄曲霉毒素、农药和溶剂等有毒有害物质检测人员的营养菜，1978年是每人每月3元，1980年起以实际直接接触的工作日计算，每人每天津贴0.58元。那时，吃块红烧大排只要0.15元，我上大学的师院（今上师大）教工食堂吃客叉烧是0.20元。这个营养菜补贴是有力度、有营养的。

　　第二类是季节性的，主要是在气候变化较大的夏暑冬寒期；防暑降温和防寒保暖为劳动防护的一项重要内容。解放前的上海工厂，这方面基本空白。解放后，该项工作先在棉纺织业试点，后推开其他行业。1957、1958年，劳动部、卫生部和全总在沪召开全国防暑降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

　　在夏暑冬寒期，除改善生产条件，进行体格检查、发针对性的劳防用品等；还有在增加内功的吃上下功夫。小时候，见夏天在弄堂里大修的工人，下午幸福地喝着送来的营养汤。有的工厂是咸肉冬瓜汤，不是每个车间有汤喝，而是视工作得到大汤勺的光顾。

　　最大路货的是含盐清凉饮料。原先上海只有正广和汽水厂一家生产供应，早在1957年就供不应求，只能优先供应高温作业的重体力劳动工人。之后，大工厂自建盐汽水生产车间，中小企业也按行业按地区组织起来自制防暑饮料。到上世纪80年代后，喝盐汽水的也不限于高温作业工人，成为企业职工均可享受的福利。随着社会的发展，饮料品种也由单一的盐汽水发展到酸梅汤、绿豆汤和含盐果汁等发展到发各种花色冷饮。

　　电视台也是这样，80年代前期发自制大瓶汽水，橘子味的。记得是发6瓶，凭券到收发室隔壁的简易房屋领。我们一一放在网线袋里，走在马路上，说不上意气风发，但拎着的感觉蛮好，毕竟是福利呀。到后期，气温一到35度，下午就有工会同志挨着办公室发冷饮。

　　据《上海劳动志》：1980年，国家劳动总局发文指出，发放保健食品制度不仅起不到防止职业病和职业中毒作用，反而干扰劳动条件改善，从劳动保护的角度来看，不是个好制度，不应再扩大发放范围。

　　1983年，上海对此改革。对化工、医药等有毒有害作业较集中的行业，试行据不同毒害程度分级发放岗位津贴，同时取消原保健食品享受。之后，推至其他行业。到1984年，市劳动局和财政局提出《改革上海防护用品和保健食品发放制度的意见》，保健食品发放实行核定限额包干使用，由企业自行掌握发放范围和标准；钱多吃肉，钱少喝汤。

　　一人劳防，全家沾光

　　一个人的劳防用品，能让全家人沾光。如同一人当兵，家里可以沾光到军衣军裤和解放鞋，包括部队发的裤衩和袜子。能沾光，不奇怪，一是发得不抠，二是用得让人爱惜节省。　　回想起来，最受全家沾光的劳防用品就是手套。手套有布、棉纱、厚棉布和锦纶等，其中的佼佼者是线纱和锦纶。

　　先看线纱手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民间悄然流行用劳防用品白线纱手套结衣裳。我在农场发的是布手套，而有的工种是发白线纱手套。有人用布手套换线纱的，当然不是一比一兑换，因为线纱要比布吃香。当时，人们时兴把发的、攒的、收的、讨的线纱手套一一拆开，用拆下的线纱结线纱衫裤，实际也是土绒线衫裤。其中，以结线纱裤的多。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商品不丰富，店里绒线供应凭券，后来才有了不凭票的锦纶绒线。那些多子女、家里经济比较窘迫的工人家庭，要每人一套绒线衫裤，筹钞票和工业券就让当家人头疼。而结线纱裤的原料不愁，而且不要自己掏腰包开销。

　　人们爱穿不仅是出于节约，这穿线纱裤的身材总比穿臃肿的老棉裤显得美；而且穿在里面，别人也看不出。节约+时尚，这两个轮子推动了线纱衫裤的流行。这一美化生活、热爱生活的发明，虽不晓得出自何人，到是演绎了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明门槛。

　　再说锦纶手套。它与深藏不露的线纱手套变身的衫裤不同，薄而雪白的锦纶手套是神气在外的。至今不忘电影明星王心刚在《侦察兵》中的那个镜头，伸出白手套的一个手指，往炮上一抹，慢条斯理地斥道：“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

　　有亲朋好友在仪表等系统工作，或是做化验等，就会发到锦纶手套；这也就等于能讨到锦纶手套。戴在手上，就如戴着品牌羊皮手套。连里一位插兄，一不小心，心爱的白手套掉进了小便池；他不顾脏臭俯身挽救。因为这行头已构成他腔调的一部分，割舍如割肉。

　　讲到这里，要说说发给我的电焊工大头皮鞋。这翻毛皮鞋前后包有铁皮，厚底，结实而分量重；我在农场是穿着过冬。它最实惠，性价比也高。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谈恋爱手头紧，把一双新的大头皮鞋卖了10块钱，是我月工资的六分之一。没敢告诉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你“荡马路”喝的鲜桔水是我的劳防用品换的。劳防用品这个光，我沾大了。　　另一个普遍大沾光的，就是夏天喝工厂的防暑降温饮料。有同学为解馋过瘾，还特地跑到家长的厂里去喝盐汽水，喝得肚子圆溜溜的。能天天喝家长带回盐汽水的同学，时常在小伙伴中得瑟。家里没有当工人的，特别是在“战高温”行当里的，那就借不到这样的光，没有这样大热天里的口福。